1963年12月，我在日內瓦大學學習期間，被抽調為正在法國訪問的中國石油技術考察團當翻譯。一天，我突然接到我國駐瑞士大使館的電話，說另有新任務，要我立即返回駐瑞士使館。返回瑞士后，領導告知，中法正在進行建交談判，國內決定調我和另一位同學去巴黎參加籌建我國未來駐法國大使館先遣組工作。
我辦完有關退學手續(xù)后，于1964年1月初又來到駐瑞士使館，被臨時分配在該館研究室工作。從在駐瑞士使館工作和后來去巴黎參加籌建使館過程中，我才真正了解到中法建交的曲折經過和兩國最高領導人作出歷史性決策的重大戰(zhàn)略意義。

1963 年10 月，周恩來總理（左一）會見來訪的法國總統(tǒng)特使、前總理富爾（左二），商討兩國建交問題
 建交談判曲折，成果雙方滿意
1962年3月18日，法國同阿爾及利亞簽署了《埃維昂協(xié)議》，結束了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消除了中法建交的最后一個障礙（因為當時法國在阿爾及利亞進行殖民戰(zhàn)爭，而中國支持阿民族解放陣線進行反殖民主義的解放戰(zhàn)爭，這就成為中法兩國建交的障礙）。戴高樂總統(tǒng)考慮到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及法國的戰(zhàn)略利益，開始謀求打開對華關系。
1963年10月，戴高樂總統(tǒng)派法國前總理埃加·富爾攜他的親筆信，作為其特使訪華，同中方領導人商談建交事宜。富爾是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的邀請于10月22日抵京的。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兼外長先后在北京、上海同他進行了多次會談。會談曾一度出現(xiàn)僵局，癥結是法方不愿主動先同臺灣斷交，甚至試探建交后在臺灣保留一個低級別的法國領事官員的可能性。周總理表示：“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是堅定不移、不會改變的?！睂Ψǚ较氡Ａ纛I事官員一事，周總理的回答是：“這不可能?！?br />為了給雙方留下思考的時間和空間，周總理決定暫停會談，安排富爾夫婦去大同和呼和浩特游覽，以便研究新對策。三天后，富爾返回北京，中方提出新的方案。經過反復商討，周總理同富爾于11月2日就三點默契的措辭達成一致：一、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人民唯一合法政府。這就自動包含著這個資格不再屬于在臺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二、法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lián)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謂“中華民國”在聯(lián)合國的代表權。三、中法建立外交關系后，在臺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撤回它駐法國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的情況下，法國也相應地撤回它駐在臺灣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接著，周總理和富爾分別在建交方案上簽字。富爾表示，他的簽字是非正式的，有待戴高樂將軍作出正式決定。
當天，毛主席接見富爾夫婦時說：“兩位來得正是時候，要把兩國正常關系建立起來?！备粻杽t表示：“現(xiàn)在可以說已經成功了，將把結果報告戴高樂總統(tǒng)?！敝链耍蟹ńń徽勁腥〉昧送黄菩赃M展。這充分展示了周總理高超的談判藝術，這次談判也成為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巧妙結合的典范。
11月5日，富爾取道仰光和新德里回國。11月22日，戴高樂批準了富爾報告的結論。12月12日，法方派外交部歐洲司司長雅克·德博馬歇前往瑞士首都伯爾尼同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具體事宜進行談判。談判中，德博馬歇按照戴高樂手諭的精神，提出把確認兩國建交的方式由原來在北京商定的互換照會改為發(fā)表聯(lián)合公報或各自發(fā)表內容相同的公報。12月26日，李清泉大使飛往阿爾及利亞，向正在那里訪問的周總理當面請示匯報。周總理在百忙中親自對李大使作了詳盡的指示。
1964年1月2日，德博馬歇應約來到我駐瑞士使館繼續(xù)與李大使會談。在這次會談中，我方按照在北京達成的三項默契，仍堅持以互換照會的方式宣布建交。德博馬歇說，他帶來的方案也是按照北京會談精神提出的，只是方式愈簡單愈好。鑒于法方沒有違背三項默契的原則，李大使隨即表示：“如法方實質上堅持不支持制造‘兩個中國’的立場，為了照顧法方的困難，我們可以同意法方提出的方式及公報措辭。但是，中國政府將對外發(fā)表自己的解釋，說明同法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決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代表中國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作出的?！钡虏R歇聽后表示，“將把會談情況報告法國政府后答復”。德博馬歇還主動提出下次會談日期。1964年1月9日，德博馬歇如約來到中國駐瑞士大使館，雙方經過進一步協(xié)商，就建交公報內容達成協(xié)議，并就公報發(fā)表的時間取得了一致意見。
1964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在北京和巴黎同時發(fā)表了僅有兩句話的簡短建交公報：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系。
兩國政府商定在三個月內任命大使。
次日，我國外交部發(fā)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發(fā)表以下嚴正聲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作為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國政府談判并且達成協(xié)議的。按照國際慣例，承認一個國家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著不再承認被這個國家的人民推翻的舊的統(tǒng)治集團。因此，這個國家舊的統(tǒng)治集團的代表不能繼續(xù)被看作是這個國家的代表，同這個國家新政府的代表同時存在于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國際組織中。中國政府是根據(jù)這樣的理解，同法國政府達成中法建交和互換大使的協(xié)議的。中國政府認為有必要重申，臺灣是中國領土，任何把臺灣從中國的版圖中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兩個中國”的企圖，都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同意的。
1月31日，戴高樂總統(tǒng)舉行記者招待會，正式宣布承認中國，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戴高樂稱贊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是“比有記載的歷史還要悠久的文明古國”，“這個民族具有充沛的勇氣和才智”，“下決心無論如何都要發(fā)奮圖強”。還說，中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共產黨政權有效地管理幾乎整個中國，并在各個領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特別指出，法國應“如實地承認世界”，不能無視中國的存在?！皩嶋H上，在亞洲沒有任何政治現(xiàn)實，特別是柬埔寨、老撾、越南或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朝鮮或蘇俄或日本等國，無不牽涉或觸及中國。在這個大陸上，沒有中國的參與，任何戰(zhàn)爭或和平都是不可想象的。”最后他不無幽默地預言：“法國認為，目前還在觀望的某些政府，遲早會覺得應仿效法國。總之，在世界的巨大演變中，通過加強各國人民之間的聯(lián)系可能為人類的事業(yè)，即為智慧、進步、和平的事業(yè)服務，這樣的接觸可能有助于緩和世界不同陣營之間嚴重的反差和對抗。”
此前，1月8日戴高樂總統(tǒng)召開內閣會議討論中法建交問題時，由于法國內政部長反對同中國建交，戴高樂有針對性地強調：“中國并不隱諱，它明確表示希望得到承認。它如實看待世界。蘇聯(lián)人成了它的對手，美國仍然是它的對手。我這樣說是引用中國人自己的說法。中國人自己發(fā)覺，除了法國沒有別的對話者。在他們看來，日本是美國的衛(wèi)星國；英國已日益衰落；法國存在著，法國是獨立的?！贝鞲邩愤€指出：“我們之所以出現(xiàn)在北京，那是為了有所作為，那是為了施加影響，特別是為了在東南亞實現(xiàn)和平，使法國能重返這一地區(qū)……另外還有一些具體問題。從眼前說，中法建交在經濟方面不會有多大影響。從文化角度看，中國人只學英文總有些令人不快。我們在中國存在，我們的文化并不使中國人感到討厭，這一事實足以使我們擴大在那里的文化影響，世界上將會有更多講法語的人。結論是，解決這個難題的時機已經成熟。”最后，此次內閣會議通過了與中國建交的決定。
2月10日，法國政府正式通知臺灣當局駐巴黎的“外交代表”：一俟北京的外交人員到達巴黎，臺灣“代表機構”就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臺灣當局迫于形勢的壓力，只好在當天宣布同法國斷絕外交關系，并撤銷其駐巴黎的大使館。法國政府也宣布相應地撤走其在臺灣的機構和人員。至此，中法互派大使的最后一個障礙已被消除，籌建我國駐法國大使館已具備了初步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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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6 月，中國首任駐法國大使黃鎮(zhèn)（左）向戴高樂總統(tǒng)（中）遞交國書后與總統(tǒng)合影，右一為法外長德姆維爾
兩國建交被稱“外交核爆炸”，開啟了世界多極化進程
毛澤東主席和戴高樂總統(tǒng)的這項重大戰(zhàn)略決策震驚了世界，在現(xiàn)代國際關系史上寫下了光輝一頁。對此，多數(shù)國家表示贊同和支持，少數(shù)國家表示反對或有所保留，美國甚至向法國政府表示強烈抗議。
中法建交被國際媒體稱為“外交核爆炸”，這是因為：第一，中法曾是分屬兩個不同陣營的大國，它們建立正式外交關系、進行對話，打破了美蘇控制的兩極世界的格局。第二，中法兩國都執(zhí)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兩國建交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典范。美國《時代》雜志評論指出：中法建交震動了世界，推動了歷史的進程。第三，中法兩國都希望盡快建交，這是雙方所處的戰(zhàn)略環(huán)境決定的。戴高樂總統(tǒng)積極同中國建交，是要擺脫美國的限制，謀求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大國的獨特作用。中國當時受到美國的孤立、打壓，同時中蘇矛盾已經突出，謀求同獨立性強的法國建立外交關系、進行對話，可以擴大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戰(zhàn)略回旋余地。這不僅符合中法兩國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與穩(wěn)定。中法建交實際是推動世界多極化邁出的第一步。
著手籌建駐法大使館
中法兩國宣布建交后，我已做好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準備，隨時可赴法國參加工作。1964年2月中旬，建館班子領導宋之光代辦抵達駐瑞士使館，同我和另一位同學談話。他說，我方建館先遣組原定8人，后因法方只派6名，并且提出兩國建館先遣組的人數(shù)和抵達對方首都的時間應該對等，我方只好減少兩位。這次我們兩人不能和他們一起去巴黎了。我們兩人是新手，可先在駐瑞士使館實習一段時間，熟悉法國的情況，好好地向老同志學習。
這樣，我就繼續(xù)留在駐瑞士使館研究室工作，成為名副其實的外交見習生。每天，除了為政務參贊當口頭翻譯外，大部分時間是閱讀報刊雜志，重點關注中法建交公報發(fā)表后兩國關系的進展情況。有時把報刊上分析性的評論譯成中文供大家參考，有時參加形勢務虛會，從老同志那里學習如何收集資料、分析研究問題，得出結論，寫成調研作品。在駐瑞士使館工作時間雖短，但對使館工作如何運轉有了粗淺的概念和印象。
宋之光代辦一行6人在瑞士首都伯爾尼逗留一段時間后，于2月23日乘火車抵達巴黎。法國代辦克洛德·沙耶也于同一天抵達北京。
建館先遣組在巴黎的工作進展順利，急需增加人手。不久，我們按宋代辦的指示，乘火車去了巴黎。我們是在一個春光明媚的下午抵達巴黎里昂火車站的。先遣組的汪華和司機牛師傅，早就在那里等候我們，見到自己同志當然感到格外親切。
此時，先遣組已從大陸旅館搬到貝爾戈雷茲大街的公寓套間里辦公和居住了。抵達公寓后，宋代辦對我們的到來非常高興，說：現(xiàn)在我們搬到這里辦公，一切對外和對內工作都得由自己安排和承擔了；大使到任前，我們要做好必要的準備工作；現(xiàn)在時間很緊，需做的工作很多，由于人手少，很難有確切的分工，大家都要當多面手，有什么工作，就主動去干；對外工作要按部就班進行，聽從統(tǒng)一指揮。
在這段時間里，我擔任過多種角色。有時當翻譯，既當口譯，也當筆譯；有時當傳達員，收發(fā)信件，接電話，問清來訪客人的目的；有時當通信員，由于公寓內沒有電傳機，每晚把機要員翻譯好的密碼電報送電信局轉發(fā)國內；有時去機場迎送來訪或途經法國的中國代表團，并為他們訂購機票或辦理轉機手續(xù)；有時當領事官員，為訪華的人士發(fā)入境簽證；有時當采購員，采買所需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當時沒有廚師，工作人員誰有空誰做飯，當沒人做飯時，我就成了廚師。一天，國內告知我們所派專業(yè)廚師到達巴黎的日期，宋代辦決定在廚師到達的第二天晚上在公寓宴請法國客人。之后又突然又接到通知，說廚師因故要晚一兩天才能到達?？墒峭硌绲恼?zhí)缫寻l(fā)出，臨時更改時間或地點已經來不及了，怎么辦？宋代辦看到我做的飯菜還合大家的胃口，就決定由我當“主廚”來做這桌酒席。趕著鴨子上架，我只好獻丑了，把在日內瓦留學時向總領館老廚師學的幾手全部搬了出來，軟炸雞、糖醋排骨、酸辣湯，連炒雞蛋也上了正席，再加上從商店買來的點心作為甜食，就這樣湊成了一桌酒席。據(jù)說賓主都還算滿意，沒有對外造成不良影響。
在公寓房子里辦公總不是長久之計，先遣組的重要任務之一，是要找到一所適合未來使館使用的房子。經過多方努力，終于在巴黎西面高級住宅區(qū)諾伊市找到了一幢前后帶花園、面積有3000平米的獨立別墅作為大使官邸。
這是一幢法式三層建筑，坐落在該市古堡大街35號，外部設計精巧，能充分吸收陽光，內部裝修別致，色調柔和，給人高雅、溫馨的感覺。據(jù)說，這棟房子頗有來歷。摩洛哥獨立前，其國王穆哈默德五世就居住在這里，后來房子被轉手到大軍火商李普曼手中。李氏娶了一個年輕貌美的美國籍妻子，后來因為李氏自殺，這位有名的美籍交際花就同她的情人意大利王子居住在這里。在法國，房產稅是很高的，加之她又雇了四五個傭人伺候她，每月開支很大，她難以承受，于是以600萬法郎的價錢向我們出售了房子，同情人一起去瑞士做寓公了。
筆者在參加對別墅的接收過程中，還發(fā)生了一件令人玩味的插曲。我們正式接收房子前，分別到各間房子里察看一下，以了解還有何后續(xù)工作要做。正當我們進入房間時，突然發(fā)現(xiàn)有幾個彪形大漢手持照相機慌慌張張地在樓上樓下的房間里拍照。當我們詢問拍什么時，他們回答是主人要拍照留念。不久，他們匆忙離去。后來，我們在房子發(fā)現(xiàn)了竊聽器，很難不把它和上述情形聯(lián)系起來。房子買妥后，先遣組全體人員在大使到任前就搬到新買的房子里辦公了。
法國打破常規(guī)，高規(guī)格接受我大使國書
法國駐華大使呂西安·佩耶于5月27日赴京到任，我國首任駐法大使黃鎮(zhèn)也于6月2日抵達巴黎，成為記者們競相報道的熱點。電視臺、電臺以頭條新聞作了報道，并播放了對黃鎮(zhèn)大使的專題訪談，各大報刊都在頭版重要的位置報道了消息并發(fā)表了評論。新聞媒體如此重視報道一國大使的到任是很罕見的。法國政府對中國派來的首任將軍大使的到任也表現(xiàn)出了極大的重視。法外交部在黃鎮(zhèn)大使到任的第五天，即6月6日就安排他在愛麗舍宮向戴高樂總統(tǒng)呈遞國書。更為特別的是，戴高樂總統(tǒng)打破常規(guī)，親自撰寫答詞。答詞強調，法中建交“具有重大意義，有助于世界和平”，法中兩囯“必定能夠而且應當相互理解和相互協(xié)調”。呈遞國書儀式結束后，戴高樂當即約定于19日同黃鎮(zhèn)大使正式談話。這一切都是戴高樂重視中法關系的一種不尋常的舉動。至此，中法兩國建立外交關系的進程已圓滿結束，中法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時期。
黃鎮(zhèn)大使到任后，新買的房子既是大使官邸，也成了使館的辦公樓，十分擁擠。在洗臉池子上放一塊木板，就是我的辦公桌，晚上有些工作人員就睡在車庫里。隨著使館經貿、文化、軍事等職能部門工作人員陸續(xù)到來，工作人員的辦公室和住房問題也成了使館急需解決的事情。國民黨政府在巴黎曾有自己的館舍，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我們未能按時收回，只好在諾伊市離大使官邸不遠的比諾大街上租了一棟新建的大樓，并在附近租了一些公寓套間，以解決館員的辦公和住宿問題。
通天交涉，收回臺灣在法國的館舍
說起國民黨政府駐巴黎大使館的館舍，還得回溯到20世紀30年代。據(jù)說，時任駐法國大使的著名外交家顧維均花5萬美元，在巴黎市第八區(qū)喬治五世大街11號買了一幢富人的府第。據(jù)法國議員協(xié)會主席布魯塞回憶，他的童年就是在這里度過的。
這是一座具有19世紀末法式傳統(tǒng)風格的建筑。一層有門衛(wèi)、傳達室、馬廄、車庫和傭人住房，在前面的主樓和后面的附屬樓之間由一個100多平方米的小庭院隔開，使人有樓外有樓之感。二層是金碧輝煌并鑲有浮雕的會客廳和宴會廳。一條玻璃長廊把會客廳和宴會廳分開，給人走入凡爾賽宮玻璃長廊的感覺。三、四層是主人的書房和臥室，幾乎每間房里都裝有雕刻細膩的壁爐，取暖設備齊全。這幢房子雖不算大，但地處市中心的黃金地段，與著名的埃菲爾鐵塔和法國外交部隔（塞納）河相望，又同巴黎最繁華的香榭麗舍大街近在咫尺。買下房子后，顧維均因法國被納粹德國占領，就到倫敦避難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政府駐法使館又回到這里辦公。
按照國際慣例，中法建交后，這所館舍應由中方收回使用。但由于以下原因，房子未能按時移交給我們：一方面，臺灣當局為阻止我們收回館舍，將房子轉交給臺灣駐聯(lián)合國教科文代表團使用，因為我國在該國際組織（總部設在巴黎）的合法席位暫時被臺灣當局竊踞。另一方面，北京市政府根據(jù)市政建設的需要，統(tǒng)一安排包括法國在內原在東交民巷有館舍的國家到東郊新使館區(qū)建館。法方為在北京新建館舍時處于有利的討價還價地位，也不想很快歸還我國在巴黎的館舍。經我方多次交涉，特別是黃大使通過文化部長馬爾羅和法總統(tǒng)府秘書長把問題反映到戴高樂總統(tǒng)那里，并合理解決了法國在北京建新館的顧慮，法方終于在1967年3月20日歸還了我方在巴黎的館舍。
法國警察將臺灣駐教科文組織的人員趕出門外，年老病弱的頭頭是用擔架抬走的。黃鎮(zhèn)大使派筆者去法國外交部接收房子的有關文件和鑰匙。我向有關官員索要房契之類文件，對方表示沒有，只取回了鑰匙。
我們接收房子時，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問題。一開門，展現(xiàn)在面前的是一幅驚悚畫面：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只死貓干枯的尸體，旁邊散落的是書報和紙片；許多房間里都有一個取暖的大煤爐，煤屑和煤灰撒得遍地皆是；向上看，沒有電燈，唯有連接著管道的煤氣燈；原來金碧輝煌的大廳內墻，現(xiàn)在金箔脫落，裂痕四現(xiàn)，失去了昔日的光澤，完全是一幅家破人亡破落戶的景象。
黃鎮(zhèn)大使帶頭，大家輪流參加義務勞動，花了很大力氣，才算把房子收拾干凈。后來，國內派來了上海的修建隊，對房子進行了徹底修繕并按原貌重新裝修，更換了全部設備，新裝了電梯，古老的府第重新煥發(fā)了青春。至此，籌建我國駐法大使館的全部工作最終圓滿完成，至今這座館舍仍是我國駐法國大使館本部的辦公處。
責任編輯：楊玉珍，原刊于《縱橫》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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