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王傳君15分鐘獨白后“巴特比”開始好看了

《抄寫員巴特比》劇照

　　東方網(wǎng)11月9日消息：沒有足夠肢體有效的塑形能力，王傳君雖然盡力讓自己顯得松弛，拉家常似的與觀眾講話，但想要讓觀眾在這15分鐘里完全集中注意力，跟隨演員的臺詞在腦海中搭建起對舞臺時空的生動想象，恐怕需要更多地從對偶像的癡情中汲取動力。

　　赫爾曼·麥爾維爾創(chuàng)作于十九世紀的《抄寫員巴特比》，在短篇小說界評價甚高。讀其內容，會讓你聯(lián)想到《變形記》中格里高爾那樣被金錢、被職業(yè)異化的角色。但麥爾維爾筆下的文職人員巴特比，又是個十足的“異類”，他是一個對職業(yè)、金錢、雇主的任何命令都會說“不”的角色，這對于今天在寫字樓小隔間里，每天朝九晚五、通勤致郁的白領們而言，會天然地散發(fā)出性格的魅力。

　　小說雖然以巴特比命名，但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在三萬多字的小說里，話少得可憐，僅有的幾句有聲語言也都是“我寧愿不”的變奏。然而這種略顯僵化、機械的語言和性格，并沒有塑造出一部喜劇，或是荒誕諷刺作品。作者從始至終都一路嚴肅地將巴特比送到了孤獨死亡的結局，而陪伴他的是小說中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我”，也是巴特比的雇主，一間律師事務所的經(jīng)營者。

　　巴特比因為不斷拒絕工作、拒絕改變，生活越來越窮困、孤獨，而“我”，在巴特比這種怪異性格“不可思議的支配力”控制下，對其展露出同情與理解。如此看來，“我”又何嘗不是另一個孤獨的角色。這樣一部人物性格獨特、情節(jié)寡淡、卻充滿怪異氣氛的小說，由來自上海的“椎·劇場”再次以“中外合作”的排演方式搬上舞臺。

　　《抄寫員巴特比》從今年在上海首演開始，主演王傳君就成了宣傳的主題之一。這個因在《我不是藥神》等影視作品中的表演獲得好評的演員，在劇場、在舞臺與觀眾面對面的演出中，將展示出怎樣的演技，無疑像許多明星參與戲劇作品一樣，被關注和期待。王傳君飾演的角色是小說中的“我”，由此也承擔起了既是小說中的敘述視角，又是演出中的敘述人的雙重功能。這固然最大程度保留了小說的質感，同時也對王傳君的表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發(fā)揮小說中“我”的敘述功能，又讓這部充滿孤獨、怪異氣氛的文學作品，在表演中顯得不單調、不乏味、不孤獨。

　　在演出開場的15分鐘里，王傳君幾乎是用語言加上手勢，以盡量“講給觀眾聽”的態(tài)度，幫助觀眾構建起故事發(fā)生的時空。比如舞臺上哪里是這間法律事務所的墻壁，哪里是屏風，哪里是工作臺。這固然容易發(fā)揮出劇場、表演的魅力，但前提是演員需要具備足夠的舞臺表演魅力與能力。沒有足夠肢體有效的塑形能力，王傳君雖然盡力讓自己顯得松弛，拉家常似的與觀眾講話，但想要讓觀眾在這15分鐘里完全集中注意力，跟隨演員的臺詞在腦海中搭建起對舞臺時空的生動想象，恐怕需要更多地從對偶像的癡情中汲取動力。

　　比如當王傳君剛剛對著觀眾說完“我的前面是一道屏風”，緊接著就一邊說著下面的臺詞，自己徑直穿過了舞臺，觀眾剛剛在腦海里建構起的對屏風的想象瞬間灰飛煙滅。

　　我們的話劇演員在近幾年外國戲劇、劇團作品的洗刷中，似乎為自己的演技提升找到了兩條可行、可貴的探索道路：讓身體在舞臺上盡量松弛、通過肢體表演在舞臺上講故事。暫且不論這兩條道路在我們傳統(tǒng)的、豐富的戲曲表演中可以獲得怎樣有效的靈感源泉，單就演員的努力本身，如何讓身體松弛而不是一種“起范兒”的矯飾，讓自己在舞臺上的動作與臺上的其他元素和諧共處，不相互矛盾，讓觀眾覺得舞臺上的表演是真實的……上述種種，在中國話劇舞臺表演的進步道路上，似乎仍然處在警示區(qū)。

　　也正因此，在演出開場的15分鐘里，我如坐針氈，差點就錯過了后面70多分鐘的演出，以及劇場版《抄寫員巴特比》的真正可貴之處。15分鐘獨白以后，王傳君在臺上宣布，一切準備就緒可以開始迎接客戶了。這時，劇場重開大門，在全場觀眾的注視下，遲到觀眾紛紛入場、落座。在此之后的演出中，將觀眾不斷納入劇情，成了演出的一部分，也成了王傳君表演故事的重要方式。

　　由此看完全場演出，僅就小說到舞臺的改編與轉化而言，《抄寫員巴特比》確實可以算是一部完整且構思巧妙的劇場作品。舞臺上的幾扇屏風，構建起了辦公室的不同空間，同時也成為劇中間歇渲染氣氛的投影屏幕。舞臺上的道具只有幾個簡易工作臺，除了王傳君飾演的“我”，另一個演員蘇力德普日布飾演了包括巴特比在內的所有雇員，他在三個并列的辦公桌前飾演三個不同外形、性格的雇員。

　　小說中有意思的情節(jié)提示與轉折，有效地通過舞臺語言進行轉化。比如被稱為“火雞”與“鉗子”的兩個雇員，會以正午十二點為分界線，分別在不同時段展露出暴躁的一面，而且經(jīng)常忍不住想幫著老板揍巴特比。王傳君將小說中的描述轉成了舞臺上對演員的表演命令，隨著他說出“現(xiàn)在是正午十二點”，蘇力德普日布扮演的角色突然發(fā)生巨大的性格扭轉，他的表演開始在包括兩個精分在內的三個角色中來回跳躍穿梭，讓一人分飾多角的設定變得更加豐富。

　　又比如，小說在巴特比死后，用了一小段文字交待他之前的經(jīng)歷，他曾供職于“死信局”，大概是處理那些因為收信人逝去而無法送達、只能燒為灰燼的信件。在舞臺上，巴特比死后，雇主將巴特比的工作臺搬離觀眾視線前，特意讓那些象征“死信”的信封散落在舞臺上，完成了身份的交代。

　　《抄寫員巴特比》對于觀眾的“設計”，無疑也是恰到好處的。演出中沒有演員與觀眾的過多直接交流，演員也沒有跑到觀眾席里摸爬滾打，也不對觀眾提出過多互動的要求。所有的環(huán)節(jié)都是王傳君通過臺詞讓觀眾意識到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劇中的一個角色，從而既保持一個安全、舒適的觀演狀態(tài)，又不斷編排、調整觀眾的注意力，讓觀眾覺得臺上演的是與自己相關的劇情。這就好比在《相聲有新人》里，捧哏的安慰逗哏的，“別緊張，別有包袱”，逗哏的一下急了眼：“我是說相聲的，你讓我別有包袱！”這些植根于藝術規(guī)律、又體貼觀眾欣賞習慣的觀演互動設計，才最能喚起觀眾對作品的親切感。